在技术创新的浪潮中，除了受到法律明确保护的专利外，大量未申请专利的技术成果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可能是一套独特的生产工艺参数、一份高效的数据分析模型、一项未公开的实验诀窍，或是一段优化后的软件代码。这些被统称为“非专利性技术成果”的智慧结晶，虽不像专利那样拥有清晰的授权公告和保护期限，但其背后的权益归属问题却常常成为技术合作、人才流动或商业竞争中的争议焦点。要理清这些成果的所有权脉络，需要结合研发场景、法律规定和实际操作中的证据链条综合判断，而理解不同情境下的归属逻辑，对个人、企业乃至整个创新生态的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
当一项非专利性技术成果由个人独立完成，且研发过程未借助任何外部组织的物质条件、技术资源或岗位职责要求时，其所有权通常自然归属于研发者个人。这里的“独立”不仅指物理上的单独研发，更强调研发活动与外部组织的“非关联性”——比如一名软件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个人电脑和自主学习的知识开发出一套新的图像识别算法，且该算法与他所在公司的业务方向毫无关联，那么这套算法的权益就应当属于这位工程师个人。实践中，这类归属争议往往集中在“是否利用了单位资源”的举证上。例如，2022年某地法院审理的一起技术成果归属案中，某科技公司主张员工在离职后带走的客户管理系统模板属于职务成果，但员工提供了该模板的独立开发日志、未使用公司服务器的网络记录，以及模板功能与公司业务无关的证明，最终法院认定该模板为员工个人所有。
不过，个人独立研发的成果若涉及公共利益或法定例外情形，归属可能会受到限制。比如，医生在临床实践中总结的诊疗方案若属于应当推广的公共卫生技术，其独占权可能被削弱，但这类情况在商业领域较为罕见。总体而言，个人独立研发的非专利性技术成果，遵循“谁创造、谁拥有”的基本原则，而清晰的研发记录（如时间戳、实验数据、版本迭代文档）是证明归属的核心证据。
在企业或其他组织内部，员工因工作产生的非专利性技术成果归属问题则复杂得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专利法》相关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属于职务技术成果，其使用权、转让权归单位所有，单位应当给予研发人员奖励或报酬。这里的“执行本单位任务”不仅包括岗位职责明确要求的研发工作，还包括单位交付的临时性研发任务；“主要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则涵盖了单位的资金、设备、未公开的技术资料等关键资源。
例如，某汽车制造企业的工程师在负责发动机性能优化项目时，通过反复实验总结出一套降低油耗的调校参数组合，尽管该参数未申请专利，但由于研发过程中使用了企业的发动机测试台、实验数据和专项研发经费，这套参数组合就属于职务技术成果，企业有权将其应用于生产并限制工程师擅自对外披露。反之，若员工在工作之余，未使用单位任何资源，基于个人兴趣开发出与工作无关的技术（如一名会计自主编写的家庭理财软件），则成果仍归个人所有。
实践中，企业为避免争议，常通过劳动合同或专项协议明确约定职务成果的范围，比如将“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所有技术改进、工艺优化、数据模型”均纳入职务成果范畴。这类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通常会被法院认可。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3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显示，当年全国法院审结的职务技术成果归属纠纷中，73%的案件涉及“是否属于岗位职责范围”的争议，而有明确合同约定的案件，法院支持企业主张的比例高达89%，这也凸显了事前约定对权益划分的重要性。
当非专利性技术成果由多方合作研发或通过委托方式产生时，归属权的确定则主要依赖当事人之间的书面约定。《民法典》第八百四十七条明确规定，合作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合作开发的当事人共有；而对于未申请专利的技术成果，同样适用“约定优先”原则——若合作各方在协议中明确了成果的归属方（如归一方所有、双方共有或按比例分配），则按约定执行；若无约定或约定不明，成果归合作各方共有，任何一方转让其共有份额时，其他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且一方使用成果时需兼顾其他方的合法权益。
例如，某高校材料学院与一家新能源企业合作研发新型电池电极材料，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研发过程中产生的工艺参数、制备方法等非专利技术成果归双方共有，任何一方如需单独对外许可，需提前30日书面通知对方并共享收益”。项目结束后，企业未通知高校便将一项关键干燥工艺许可给第三方使用，高校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决企业违约，需向高校支付违约金并共享许可收益。
委托开发的场景则略有不同。若委托方（如某食品公司）委托受托方（如某科研院所）开发一项食品保鲜技术，双方未约定成果归属，根据法律规定，该非专利技术成果的所有权归受托方（科研院所）所有，但委托方（食品公司）享有免费使用权。不过，实践中委托方通常会在合同中约定“成果归委托方所有，受托方仅保留研究使用权”，这种约定只要不违反公平原则，即为有效。知网《科技进步与对策》期刊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委托开发合同中，明确约定非专利技术成果归属的比例已从2018年的58%提升至2023年的82%，反映出市场主体对权益明确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无论何种场景，非专利性技术成果的归属争议往往源于“证据不足”——研发过程缺乏记录、合作未签书面协议、职务与非职务行为界限模糊等。因此，实操中需通过“数据留痕”和“平台工具”降低确权风险。例如，个人或企业可通过科科豆平台的技术成果登记服务，对研发过程中的实验记录、代码版本、会议纪要等材料进行时间戳认证和区块链存证，形成不可篡改的权属证据链；企业在与员工或合作方签订协议时，可参考八月瓜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技术合同模板，明确成果归属、使用范围、收益分配等关键条款，避免因约定模糊引发纠纷。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2023年通过技术成果登记平台完成确权的非专利技术成果达12.6万项，同比增长34%，其中87%的登记成果在后续合作或转让中未发生归属争议。这表明，借助专业平台的工具和服务，能有效提升非专利技术成果的权益清晰度，为创新主体提供更稳定的权益保障。
在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非专利性技术成果的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重视。无论是独立研发时的“自主留证”，还是职务场景中的“合同约定”，亦或是合作委托时的“权责划分”，清晰的归属逻辑和完善的证据链条都是避免纠纷、激发创新活力的基础。而随着科科豆、八月瓜等专业服务平台的普及，非专利性技术成果的权益保护正从“事后维权”向“事前确权”转变，为创新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
非专利性技术成果归属权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非专利性技术成果归属权确定一般遵循当事人约定优先，无约定时按照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或团队对该成果的创造性贡献等因素确定。 合作完成的非专利性技术成果归属权如何划分？ 合作完成的情况下，当事人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则合作各方共有，一方转让技术成果时，其他各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的权利。 非专利性技术成果归属权确定后可以变更吗？ 可以，在经各方协商一致，签订合法有效的协议后可以对归属权进行变更。
有人认为非专利性技术成果无需明确归属权。实际上，即使不是专利，明确其归属权也至关重要，它能保障成果创造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后续使用、转让等过程中产生纠纷，促进技术成果的合理利用和转化。
《知识产权法》
《技术合同法》
《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
《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激励》
《技术成果的商业化与法律风险》
在技术创新中，非专利性技术成果权益归属问题常引发争议，理清其归属逻辑对创新生态发展至关重要。 独立研发时，若未借助外部组织条件且研发与外部无关联，成果所有权归研发者个人，但涉及公共利益等情况归属可能受限，清晰研发记录是证明归属的核心证据。 职务场景里，执行单位任务或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成果属职务成果，单位享有使用权和转让权并应给予员工奖励报酬；企业可通过合同明确成果范围，事先约定对权益划分很重要。 合作与委托产生的成果，归属主要依书面约定。合作开发成果无约定则归各方共有；委托开发未约定时成果归受托方，委托方有免费使用权。 实操中，非专利性技术成果归属争议多源于证据不足，可通过“数据留痕”和“平台工具”降低确权风险，借助专业平台能提升权益清晰度，为创新主体提供保障。清晰归属逻辑与完善证据链可避免纠纷、激发创新活力，非专利性技术成果权益保护正从“事后维权”转向“事前确权”。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3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知网《科技进步与对策》期刊2023年的一项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2023年通过技术成果登记平台完成确权的非专利技术成果达12.6万项，同比增长34%，其中87%的登记成果在后续合作或转让中未发生归属争议
某地法院审理的一起技术成果归属案
某高校材料学院与一家新能源企业合作研发新型电池电极材料的合作协议